“我被PUA了！”当亲密关系需要“成功”

“我被PUA了！”

回顾过往十余年的中文舆论场，很少有一个外来词像“PUA”（Pick-Up Artist）一样，既被如此广泛地使用着，却又很少被真正严肃地讨论过。从“搭讪艺术”到表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都有可能发生的“精神控制”，再到后来的互联网流行“黑话”，当“PUA”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其诞生之初所提示的权力博弈与结构压迫也在戏谑调侃中变“轻”了。

PUA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最初是帮助那些社交能力不足的男性学习如何与异性迅速建立关系。这期专题就从“PUA”一词最初的语境出发，专访深入相关社群的一线学者，不仅剖析“PUA”社群的操控话术本身，更追问在什么社会土壤里，“PUA”得以生长、复制并被部分人合理化？它的流行和优绩主义以及现今宣称的女性赋权有怎样的联系？看似少数人卷入其中的案件，为何指向的其实是数字时代人际关系的中介化趋势？

目前，“PUA”多见于已经形成的亲密关系内部，且使用语境仍在扩大。我们也与国内社会学家、法律学人和文化研究者共同探讨该词近些年在中文语境的演变情况、语词使用具体如何影响了公众讨论精神暴力的焦点；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社会学研究真正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有效对话。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22日专题《“爱”的陷阱 PUA背后的权力博弈》的B02-B03版。

B01「主题」“爱”的陷阱 PUA背后的权力博弈

B02-B03「主题」对话瑞秋·奥尼尔当亲密关系需要“成功”

B04「主题」对话叶韦明情感社群背后是人类关系的变迁

B05「主题」对话李莹司法实践正在拓宽精神侵害的认定范围

B06「主题」从“PUA”到“KTV”语词使用如何影响讨论焦点？

B07「主题」伦理、情感与权力关系关于女性主义民族志的思考

B08「中文学术文摘」经济社会学研究一则

采写｜新京报记者申璐

尽管“PUA”（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师）是近年来才引发讨论的新词，但这背后的骗色产业（Seduction）实则由来已久。

这种现象最初于20世纪90年代发源于美国，参与者以男性成员为主，而后逐渐演化成一种社群与产业的结合体，踪迹遍布全球多个都市。那些花钱加入此类社群的男性成员，大多是被一套特定的知识行为体系所吸引。这套体系声称吸引异性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能够通过后天实践训练和个人努力培养的技能，参与者可以短时间内学会并“拿捏”异性。在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危险关系》中，打着“五步陷阱法”旗号的“PUA”教学组织让观众印象深刻。但剧中呈现的还只是该产业的冰山一角，更多人对它的了解仍然有限。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瑞秋·奥尼尔（Rachel O'Neill）历时一年多深入伦敦骗色产业展开调查。她先后找到30多位受访者，包括训练营学生、私人教练和活动策划人员，记录整理近60万字访谈资料并完成了《亲密陷阱》这本书。在书中，她深入描述了支撑起整个产业的这套知识－实践体系背后的文化脉络，这并不是一种单一存在的市场现象，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后女性主义这一对“双重理性”交织形成的结果，更是媒介化的今天大多数亲密关系的缩影。

围绕这期专题，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瑞秋。访谈从骗色产业的运作逻辑聊起，也谈到这一现象在近年来的一些变体，例如在中文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一些女性发布视频教男性如何吸引女性；以及在职场、消费场域等非亲密关系中类似“PUA”话术的蔓延。

瑞秋·奥尼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女性主义媒介与文化研究学者。

“PUA”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新京报：你在《亲密陷阱》中讲述了深入伦敦“骗色产业”调研的经过与发现。骗色社群的存在其实由来已久，但学界似乎一直缺少对其系统的一手研究。最初你是如何注意到这个产业的存在的？为什么这个现象当时会引起你的研究兴趣？

瑞秋·奥尼尔：我最初是通过美国记者尼尔·斯特劳斯（Neil Strauss）所撰写的《把妹达人》（The Game）得知了骗色产业的存在。这本书出版于2005年，声称揭露了一个隐秘运作的社群。它很畅销，也以官方和非官方途径被译介到多个语言之中，其中就包括中文。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并不确定书中所描绘的社群是否真实存在。不过很快，我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骗色培训活动，亲身确认了骗色社群再真实不过——活动地处伦敦市中心，有逾百名男性参加。在活动中，我接触到了多位“PUA”教练。我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教学内容，是一系列听起来科学的技巧与言行模板。同时我也逐渐看清了他们的卖点：它比前者模糊得多，却极具诱惑力，是关于掌控与选择、联结与自由的承诺。

我立刻被骗色产业中的性政治所吸引：其一，这些男性想学会的“搞定女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男性身处这一产业中，显然彼此之间也正发展着关系，这种关系又是怎样的。当时我正在攻读性别研究的研究生学位，读到的学术资料中没有写过类似的现象。所以我想，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而且必须以民族志的方法展开：与人共处、与人对话，不只是了解他们做了什么，更要理解他们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我并不打算置身事外，仅仅简单地评论这种文化形态——我认为保持距离的冲动恰恰是当代女性主义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尽管我也很理解这种冲动的缘由。

《危险关系》（2026）剧照。

新京报：在骗色产业兴起以前，你在书中提到大银幕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关于“骗色师”的呈现（比如1987年电影《泡妞专家》等）。追溯起来，这是最早关于男性如何吸引女性的讨论吗？我困惑的是，这一现象的源头究竟大致是从何时起出现的？从什么时候起，男性内部开始觉得需要通过吸引女性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位置？

瑞秋·奥尼尔：我们确实可以视《泡妞专家》及其类似作品为骗色现象的早期前身。它们所捕捉的趋势在当时的美国刚刚开始成型。等到本世纪初，斯特劳斯为其著书立传时，这一现象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

有观点认为，色诱（seduc⁃tion）这一行为本身历史悠久，横跨不同语境，包含的行动者也很多样（例如女性色诱男性）。这一点当然成立。然而，骗色产业是有着显著分别，且高度当代的现象。它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是技法化的。骗色产业将亲密关系当作可以习得、操练并加以运用的技能。这与相信亲密关系是（或许需要一定努力）自然发生的人际联结，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时，骗色产业的场域仅限男性去掌握这项技能，将其打磨、强化，最终施加于女性之上。

为了将亲密关系框定为一项技能，骗色社群动用了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从心理学和管理学理论，到诸如“吸引力法则”等更圈内的表述。参与者最终需要学习凭空制造情绪与策划编排体验的技能。既然是技能，就必须多加操练。这也催生出一种高度工作化的心态：圈内的男性会随时随地谈论自己一天内发起了多少次“搭讪（approach）”“拿下（close）”了多少个“场子（set）”，等等。人际交往与关系遵循的是投资逻辑，即我投入的这些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回报。

在某种程度上，男性之所以会、并确实将“是否擅长搞定女人”视为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部分，正是因为其他的男性。在这里，女性如同一种货币，她们的功能是让男性在彼此之间确认与交流自身的男性气质。尽管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这样，但对许多男性而言，这一点在当下却尤为突出。因为比起过去，其他男性气质的标志更难获得，例如达到某种收入水平、从事特定类型的工作、拥有特定物品（手表、汽车、不动产等）。

因此，骗色产业及其广泛的传播，与这一整体情境密切相关，甚至正是在利用这一局面。现在只有越来越少的男性能轻易获得传统意义上“成熟男人”的标志，对年轻的，或一开始就缺乏一定物质条件（例如家庭财富）的男性而言更是如此。这就催生出了替代性逻辑：“我或许没有什么，但我能拥有／得到女人。”也正因此，女性进一步货币化，成为流通的物体，亲密关系也成为又一个可衡量的成就——一个需要“成功”的领域。

新京报：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8年。两性关系在近十年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以中国为例，以“PUA”为代表的情感操控已经从特定的商业社群渗透到了更加日常的亲密关系中，甚至今天已经开始在职场、消费场域等非亲密关系中蔓延。可否分享，这些年你观察到骗色在英国等地有哪些新的形式？对此你有哪些新的思考？

瑞秋·奥尼尔：你指出的转变趋势，我恰恰也在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见证了。不管文化语境多么不同，“PUA”无疑正变得越来越主流。以至于在当下，它往往已不会再被视为特殊的文化形态或社会现象。

《煤气灯下》（1944）剧照。

若从我最初开展这项研究的时间点看来，这其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变化。在当时，就算有人知晓或讨论骗色社群，也多半会将它描述为一种亚文化。所谓亚文化，就是既与社会主流不同，某种意义上又在主流“之下”或为主流所“掩盖”。然而，随着诸如Ins、国际版抖音乃至微博、B站等各大平台上出现了以“男性生活方式”为创作内容的博主，这一格局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因此，数字媒体，尤其是所谓的“社交媒体”，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推手。结果就是许多男性，甚至包括尚未成熟的男孩，在接触到骗色相关的观念与话语时，往往无法意识到它们其实属于“PUA”的范畴——他们只不过是在看某种“男人必读”或“男性的生活方式”罢了。

骗色社群如何吸引人参与？

新京报：你在书中打破了一种刻板印象。那些参与到骗色社群的男性虽然追求无承诺的性生活，但他们中绝大多数其实对一夫一妻本位的传统婚姻结构仍有期待，但这些技巧最终又无法帮助他们建立一对一的长期亲密关系。为什么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加入了类似的骗色培训？如何理解他们在其中的这种矛盾心理？

瑞秋·奥尼尔：我访谈的男性其实怀着各种各样的期待加入骗色社群。有不少人确实想要无承诺的性体验，例如“一夜情”或“短择速约”。不过对其中某些人来说，他们倒不是渴望这类性生活本身，而是他们认为这是提升技能组合的有效手段。换言之，一些男性认为，与大量女性发生性关系，以及/或是在相识后较短时间内发生性关系，是打磨技能最好的方法，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增强自信，强化对女性身体的应得感。

也有男性是想寻求形式不同的亲密关系。有的人想交到一位或多位女友；有人想结婚；也有的人刚刚结束婚姻、现处于离婚状态，准备尝试新的关系形态，无论是什么都行。

不过，无论受访男性究竟想要与女性有怎样的关系，他们对自身体验过的性与亲密关系普遍不满意。基本所有受访者都与女性有过性经历，并尝试过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包括长期、短期、一夫一妻制、非一夫一妻制等等，但这些经验与联系都在不同方面带来了不够好的感知。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女性对象不够有吸引力、不够听话或温顺，即“女人味”不足。然而，就算他们声称自己交往的女性非常美丽（比如模特或演员），也还是摆脱不了这种不满。同样，哪怕是与大量女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也这么说。无论他们已经拥有了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依然不够好。

《我心属于你》（1994）剧照。

我倾向于将这种持续而普遍的不满足，部分归因于他们加入了骗色社群：在这个社群中，男性会不断地与其他男性比较。同时，这也是当下异性恋关系更普遍的缩影，因为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经常感到自己的亲密关系不够好。这种不满正被反复渲染，以约会软件为例，其设计本身就在暗示我们，遇到更好的人或更好的选择很容易，只需要动动手指，左滑右滑，不断地浏览。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察也很有趣。参与骗色的男性尽管都觉得自己的理想型是自己构想的，但实际上，他们的想象又相同得令人咋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瑞秋·奥尼尔：受访男性眼中理想女性的“类型”确实显著趋同，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差异。

最明显的偏好差异体现在种族或族裔上：有些男性表示偏好亚洲女性，有些偏好白人女性，诸如此类，但即便是这种差异，也有清晰的等级结构。

除去这种通常带有象征性意味的多样性，评判理想女性的标准几乎是固定的：身材纤细却曲线分明，长发、面容姣好，打扮要精致入时。不过受访男性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女性应当“有女人味”。当我追问他们什么叫“有女人味”时，大多数人仍然答以女性应当具备的外在特征，并描绘了女人理想的举止风格：绝不能喧闹或具有攻击性；所谓“有女人味”，应当是要取悦男性，令其心向往之；应当享受男性的关注与兴趣，随时准备配合男性的意愿，听他的话；应当性感，但又不能“放荡”。

这种显著的同质性从何而来呢？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媒体文化在形塑欲望方面影响深远。上文概述的女性特质其实清晰地印刻并展现在当代媒体文化中，无论是影视作品、广告、流行音乐影像，当然，还有色情制品。

《泡妞专家》（1987）剧照。

许多男性意识不到这些欲望多么模式化，其实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自己不会或不怎么会被媒体文化影响。要是真的能八风不动，广告业首先就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全球高度盈利的产业吧！

新京报：按照常规理解，如果在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存在困难，可能更有效的方式是了解异性究竟是怎么想的。但骗色产业几乎从学员到培训师都是以男性为主，男性更希望从其他男性那里获得对女性的了解。根据你的研究，你认为支撑起骗色这样一个庞大产业链得以运转背后的核心逻辑究竟是什么？

瑞秋·奥尼尔：维持骗色产业的逻辑中，有一条尤其有害：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男性都比女性更了解女性“真正”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正是这一信念使得男教练理直气壮地坚持：无论女性说了什么，都不能完全相信她的话，因为她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是在主动误导他人。这种思维模式极其危险，不仅普遍有害，在涉及性同意的问题时尤其恶劣。归根结底，它令互相共情变得完全不可能，因为男性被教导不要将女性视为完整而具身的主体，而是视为某种不完整的人甚至承载物，只用来调度和实现男性自身的欲望。

《亲密陷阱》

作者：[英]瑞秋·奥尼尔

译者：魏华容

版本：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2025年12月

当市场逻辑入侵亲密关系

新京报：书中从新自由主义解读骗色产业流行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女性讨论感觉自己遭遇了“暧昧管理”（通过制造一种介于工作和私人情感之间的模糊关系，来达到低成本控制和激励的目的）。当市场逻辑入侵亲密关系场域，原先出现在亲密关系中的相处模式也反过来作为一种手段进入了各种利益市场，这种互相渗透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持久的影响？

瑞秋·奥尼尔：这无疑是令人深感忧虑的趋势。更令人担忧的是，某种等级结构与不公很有可能会在不同场域之间复刻和转移。

我们大多数人在工作场域都会对权力差异有预期，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准备好去服从这个结构；事实上，我们经常将其视为工作的一部分。等级内嵌于大多数工作组织的架构之中，并通过雇佣操作明确化，比如合同、上下级关系、绩效评估流程、解雇条款等制度安排。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许多人——尤其女性——并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等级关系之中；她们并不想要或预期这样的亲密关系。女性反而通常更追求相互共情、伙伴关系以及对话。

因此，当来自工作世界的逻辑转移到亲密关系的领域时，等级、不平等乃至剥削往往也会随之进入。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事；亲密关系常常是女性被管制的场域之一，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然而在当下，工作与情爱的边界日益模糊，新的思想与维护正在重新固化这种压迫，尤为值得警惕。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骗色背后的性政治是以重申性别差异为核心。不论是骗色产业，还是今天的“红药丸”社区，一种共同的逻辑是女性的每一次受益都意味着男性蒙受了损失。这背后显然有更为广阔复杂的经济政治原因，但为什么矛盾的焦点被转移到了性别上？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仅仅关注男性气质等性别议题最终的成效是相当有限的？

瑞秋·奥尼尔：问得太好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实际由经济与政治情势变化导致的问题，经常被误归为性别问题。比如，男性在大学或职场中看到身边女性人数较以往增加，便得出结论：男性之所以在现在的教育或就业中机会更少，是因为女性拿走了这些机会。由此，男性形成了一种“吃了女人的亏”的感知。这种感知还伴随着许多男性的另一个观念：他们一开始就理应拥有这些机会；这些机会按道理本就属于男性。无论这个“道理”是基于过去既有的性别分工，还是因为他们认为，男性天然乃至生理上在某些方面优于女性，所以比女性更适合从事于某些领域，等等。

《煤气灯》（2022）剧照。

网络空间则加剧了这两种观念的张力，不断助长蒙冤式的应得感：它鼓动男性视自己为当代性别战争中的“败方”，同时召唤男性投身这场所谓的“性别战争”，去努力战斗。这些网络空间的覆盖极广，不仅中国有，全球其他地区也衍生出了不同的在地派系与形态。

面对这些现象，不少出于善意、有进步意识的人认为，我们需要改变“男性气质”，使其更加“柔软”或“温和”，或通过某种办法不那么有威胁感与攻击感。在某些情境下，这样的努力确实可能有帮助，尤其是当这些主张由男性自发对其他男性提出，或当某些男性身具这种“更柔和的”男性气质时，能为其他男性所认可（例如人气很高的运动员公开表达支持女性主义的观点）。

可如果不去解决那些使一般人——包括男性在内——难以实现稳定、有尊严且有意义生活的物质现实，这样的努力终究效果有限。归根结底，这些努力大多停留在象征层面，而未能触及日常生活中和物质层面许多男性具象而切身的现实经验。

因此，尽管“男性气质”看似是最显而易见的切入点，但它的改变未必能最有效地缓解当代性别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敌意与对立。

骗色手段变得更加隐蔽

瑞秋·奥尼尔：我这项研究并未直接考察女性被“操纵”或被“骗色”的经历。不过我了解到，已有这方面的研究，并呈现了多种不同的回应。

有些女性认为，男性竟会为“把妹”如此大费周章，相当好笑；也有人认为这类行为很“变态”，并明确感到被利用，甚至被伤害；还有一些人的看法则介乎这两者之间。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女性并不知道——也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是这种操作的目标。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的那次接触本身短暂且无明显特征；也可能是因为她们最终与该男性进入了稳定的亲密关系，甚至已经与他结婚，却从未知晓对方在整个关系过程中持续运用了骗色的成套策略。

与产业早期相比，当下的骗色手段整体上更加隐蔽，也更难被察觉。

新京报：你的研究也涉及几位参与骗色产业的女性培训师。相比于男培训师来说，她们对这些骗色技巧并不完全认同，也承认内部存在性别歧视，但整体倾向于淡化这个行业给她们个人带来的坏处。近年来，在中文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一些女性发布视频教男性如何吸引女性。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瑞秋·奥尼尔：女性主动提供此类建议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确实相信自己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补充乃至纠正男性教练的说法；其他人的考量则更利己，想通过提供“骗色建议”来赚钱，毕竟这类内容的“点击量”很高，极易转化为金钱收益。

《危险关系》（2026）剧照。

此外，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部分女性始终愿意参与人类学家丹尼兹·坎迪约蒂所说的“与父权制讨价还价”（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这个概念指的是，通过利用身为女性的某些特别条件，女性在既有父权秩序中为自身谋求所谓的“好位置”，从而免于承受父权制最为严酷和逾度的压迫。

具体到“PUA”的语境中，这类特别条件通常是指外在吸引力：那些教授男性如何“搞定女性”的女士，大多符合主流审美意义上的“漂亮”。在某种程度上，外貌资本也是她们工作的必需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被男性视为正当的专业知识来源。个中逻辑大致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才能教男人如何获得漂亮的女人，因为她知道那是什么样的。”

敌意是“基于虚构的虚构”

新京报：我们可以再聊聊后女性主义。你在书中提到，骗色产业的兴起与近年来后女性主义思潮也有关，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后女性主义兴起的大致情况？以及为什么说今天类似“解放”“赋权”之类的观念反而在性方面让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更加隐蔽？我们在谈论性革命时存在哪些误区和陷阱需要警惕？

瑞秋·奥尼尔：后女性主义描述的其实是这样一种文化感知：人们会普遍默认并反复宣称女性已经获得“自由”“赋权”“解放”等等。这种逻辑可以从历史变化中找到一些支撑，例如在教育、就业等领域中，参与的女性人数确有增加。但同时，后女性主义也是一种媒体建构。各种荧幕都在让我们不断看到，女性似乎已经过上了“自由”“自主”的生活，从而营造出这种感知。

这些人设与叙事往往对女性极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想象空间，让她们能暂时逃离现实世界中仍然存在的矛盾与妥协。而观看这些相同呈现与影像的男性则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解读，甚至会将其视为女性在当下社会中“占据上风”的证据。我也确实多次从受访男性口中听到过类似说法。例如，有男性会声称当代女性认为男人可有可无，并把男性当成可替代、可交换的对象。而他的证据是《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这样的电视剧——且不说这显然是虚构作品，它的许多内容也不写实啊。

《欲望都市》（2008）剧照。

因此，当下男性对女性的敌意，以及他们认为女性“当家作主”的感受，大多是基于虚构的虚构。

由此，引用文化理论学者劳伦·柏兰特（Lauren Berlant）的概念，我们或许可以说，对女性而言，后女性主义是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人们依附于某件事物，期待它能带来幸福，结果它本身就是幸福的阻碍。然而，对男性而言，后女性主义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它能够且实际上正在主动激化敌意，滋生不满，甚至催生报复情绪。遗憾的是，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尝试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的人就更少了。

新京报：全书最后关于女性主义田野调查中权力政治的反思也引起不少共鸣。这些年女性主义研究似乎进入到了某种瓶颈，对父权统治和厌女逻辑的拆解已经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与此同时，人们对两性之间理想关系的建立越来越悲观，女性内部之间也存在因利益分歧而产生的割裂。我们摧毁了一个旧世界，但要建立怎样的新世界仍然模糊。对此你怎么看？更彻底的变革的可能性会在哪里？

瑞秋·奥尼尔：这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且棘手的问题。在许多方面，我也认同当代女性主义感觉上似乎真的进入了“瓶颈”。在我看来，当代女性主义实践所依赖的数字媒介环境责无旁贷。许多这样的空间并不会推动真正的对话与讨论。它们甚至常常迅速而剧烈地使讨论和对话偏离重点。因此，我认为女性主义者亟需寻找其他的空间，寻找能够建立连接、培育思想，创造共同的议程与集体目标的空间。诚然我也理解，这样的尝试在有些文化语境中会更艰难，但若想真的改变局势，这一点还是很关键的。

这些空间某些情况下需要且有必要纳入男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而且也需要充分考量男性在这些空间中的行为表现。但如果我们承认，当下所有人集体解放（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的关键阻碍之一，是日益加剧的性别对立，那么为对话开辟路径就尤为重要。

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的期待之一，尤其是最后一章《抵制骗色》（Against Seduction）。这一章节固然是对骗色产业的批判，但同时也是在倡导更深刻、更相互尊重的存在方式与关系形式。不论是我研究中的男性受访者，还是此后与更多女性和男性的对话，都让我感到，这样的倡议已经刻不容缓。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申璐；特约翻译：魏华容；编辑：罗东，商重明；校对：翟永军、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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